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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失去番号的王牌部队:抗战空军第五驱逐大队


QQ:1300000220| 更新时间:2020-09-01 15:39|点击数:未知

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有三支王牌驱逐机大队,分别是第三、四、五大队。第三大队是以广西空军为主体组建,堪称最草根的王牌大队;第四大队是最负盛名,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大队,而抗战空军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支王牌大队就是今天的主角——空军第五驱逐大队。

为备战抗日,国民政府于1936年10月对原有之旧式空军进行整编,新成立了包括第五大队在内的九个大队。抗战全面爆发时,第五大队下属24、25、28三个中队。这支部队是由中央空军与原广东空军混合编组而成的一支部队,装备不错,均是当时空军的主力战机。

截止1937年8月14日,第24队装备9架霍克Ⅲ战机,队长为刘粹刚;25队装备9架霍克Ⅲ战机,队长为胡莊如;28队装备8架霍克Ⅲ战机,1架在修(另有资料说为霍克Ⅱ9架),队长为陈其光;另大队部还配有6架霍克Ⅲ战机(均在修)。全大队原驻扎在江西南昌,抗战前夕移驻扬州,大队长为原广东航校飞行主任,曾参加过1.28抗战的丁纪徐。

1937年8月14日晨9点20分,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8架霍克Ⅲ战机,携250公斤炸弹,轰炸日军军舰,炸伤日驱逐舰一艘,打响了空军驱逐机部队的抗战第一枪。但在当日下午的出击中,24队副队长梁鸿云的战机被击伤,他本人也身负重伤,在忍痛驾机返航后,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成为了五大队中的第一位殉国者,同时也是中国空军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名阵亡者。同月16日,大队长丁纪徐率18架霍克Ⅲ战机前往上海轰炸日军兵营,24队队长刘粹刚此役击落日军中岛95式水侦一架,开创了五大队杀敌之先河。

同月17日,25队副队长董明德率8架霍克Ⅲ战机前往轰炸虹口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所驾2510号战机不幸被敌高炮击落,他本人则跳伞误入日军阵地。阎海文面对日军的包围,面无惧色,掏出自卫手枪沉着射击,日军本意生擒他,未料到中国飞行员会如此英勇不屈,大意之下被阎海文近距离击毙数名。为了不被日军俘虏,阎海文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日军敬仰阎海文的大无畏气概,对其予以厚葬,并立碑一块,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并将其遗物运回日本,在东京新宿商业区举行了“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大阪《每日新闻》甚至发出感慨:“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笔者查阅自抗战爆发至今公开发行的诸多战史、书籍、回忆录等资料,均未发现有过阎海文在自尽前喊出的那句“中国无被俘空军”的内容。这句话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在网络、影视剧和舞台剧中流行开的,应为后人之杜撰。阎海文虽然没有喊出“中国无被俘空军”这句话,但他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空军宁死不屈的抗战精神。

8月22日,五大队奉命由扬州移驻南京,往返上海、南京之间,继续配合上海守军的淞沪抗战,同时兼及与第三、四大队共同保卫南京领空。而在此前的16日中,第五大队28队就已经配合驻防南京的第三大队17队(装备波音281战机)对偷袭南京的日海航轰炸机群进行了英勇的阻击,并击落数架日机。

全大队汇合后,又多次主动出击轰炸吴淞口的日舰,并阻击日轰炸机。9月13日,由于日军首次控制了陆上机场,致其航空兵力猛然增加数倍,并投入新机型,不断扩大对南京的空袭,使我空军大好形势直转之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得采取游击战法与日军周旋。9月19日,日军出动77架战机空袭南京,日海航96舰战首次投入战斗。由于我军对该机性能不了解,导致此战处处被动,参战的第5大队25队第3分队竟无一架战机可以迫降至大校场,只有第三大队17队的波音281战机尚能与之一搏。

开战以来,空军的绝对主力第四大队战机损失极大,9月21日,指挥部开始分批调集该队成员前往兰州接收苏援战机,而整个东南战区的空防任务就落在了第五大队24、25两个队的肩上。由于减员严重,原来每日值勤的3机编组也被调整为2机编组。10月11日上午,日机20架空袭南京,24队全部7架战机升空拦截,罗英德和张韬良、徐葆畇和范涛,2组4机围攻并击落一架日机。

袁葆康则单机迎战一架日机,虽然他多次击伤该机,但都没有命中要害,此时他的机枪又突然卡壳。眼见日机就要逃脱,袁葆康心急如焚,他一横心,瞄准日机,开足马力就撞了过去。只见日机整个右机翼完全被撞断,而霍克Ⅲ的尾翼和油箱也受损。袁葆康最终在江阴迫降成功,人受了轻伤。听闻此消息,著名“史画家”梁又铭先生以此战例,特意创作了一副油画,名字就叫《只翼荣归》。

10月12日,日海航再次以庞大机群来袭南京。刚刚伤愈归队的空军驱逐司令兼第四大队大队长的高志航,率领第三、四、五大队共8架战机升空迎敌。刘粹刚在此战中以高超的飞行技术反败为胜,击落日军96舰战一架,成为了第一位击落该机的中国飞行员。

1937年9月21日,北援山西战场的五大队28队队长陈其光率领4架战机在圻县上空拦截日军15架川崎95式战斗机和9架93式轰炸机。战至最后,我方只剩陈其光一人,而一直与他缠斗的就是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日军陆航第16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三轮宽。此寇曾在我东北空军担任飞行教官,技术优良,枪法亦佳,自命不凡,其驾驶的川崎95式战斗机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双翼战斗机。陈其光虽然也以空中格斗技术见长,但其座机霍克Ⅱ型性能较差,即便在中国空军中都不算主力(霍克Ⅲ型和波音281的性能都要强于该机)。

眼见只剩自己单机作战,敌机却还有十多架,三轮宽又如此的难缠,陈其光此时抱着必死的信念,干脆直接向着三轮宽对撞了过去。三轮宽在相撞的最后关头胆怯了,拉转机头闪避,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际,陈其光抓住机会击中了敌机的发动机,终于把三轮宽击落了下来。而陈其光则被其余日机击伤后迫降到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后被送入医院进行急救,过了多天方才苏醒,但未能痊愈,终落残废。抗战胜利后,陈因为生计,被迫来到加拿大,靠加国养老金度日。当地华人报纸曾以”少用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为之鸣不平。(打虎亲兄弟,陈其光的弟弟陈其伟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曾单独击落两架日机,获得两星星序奖章。)

以第五大队28队为主力的中国空军正北面支队,以区区数机对抗华北200余架日机,在陈其光等5机被击落后,很快便消耗殆尽。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请求速派战机来补充,航委会只得派第五大队24队队长刘粹刚率4架霍克Ⅲ战机前往增援。10月26日,刘粹刚率队飞往太原,由于他对航路不熟,再加上天黑油尽,他在迫降时误撞高平县城的魁星楼,一代英烈就此殉国,年仅25岁。

刘粹刚牺牲时全身无伤,只是颈骨折断了(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牺牲过程和分析将在以后刊文)。他此时已击落11架日机,是中国空军当时的头号王牌,同时也是“四大天王”中的第一位殉国者。

此时中国空军的境况愈趋恶化,经过数月鏖战,到11月,全军可作战飞机仅剩30余架。第五大队作为主力,损失尤其严重,刘粹刚所在的24队,开战时有13名飞行员,此时已牺牲7人,重伤5人,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11月,第五大队25队改隶第三大队,参加华南空战,而第三大队17队、29队转属第五大队。1938年2月,第五大队队部由汉口移往广州。1938年1月,五大队17、28、29队换装英制“斗士MKⅠ型”双翼战机并完成战备训练,终于再次恢复了战力。

2月9日,第五大队大队长宁明垲驾驶“可塞”机,率28队11架“斗士”战机由衡阳飞往南昌,途中遭遇暴风雪,导致意外损失3架宝贵的“斗士”战机。

4月,第五大队24队调归航委会直属队并由第四大队统辖。

此后第五大队派遣17、28、29队参加武汉空战。

4月29日,日机一架侵入孝感上空,第17队队长岑泽鎏率4架伊—152战机分两个分队进行截击,一分队岑泽鎏与朱均球两机,以快滚急剧垂直俯冲,突进至敌正后方100米处,瞄准射击,该机当即起火坠落,机中8人均焚毙。后日方正实,其中一名死者为96陆攻首席试飞员,号称“中攻四杰”之一的得猪治郎少佐。

当日他为试验“恶劣天气下的单机突袭”新战法,驾机前往汉口侦察,被我机击落。面对得猪治郎的死,日方不禁感慨:“达识勇敢的陆攻队指挥官以下贵重搭乘员损失,不仅是第13航空队的损失,更是整个陆攻队,乃至全海军的重大损失!”此后,17队还配合第三、四大队和苏联志愿队参加了4.29武汉大空战,并取得不俗战绩。

1938年7月29日,第28队11架“斗士”战机驰援汉口,参加武汉会战。8月3日,88架日机袭击汉口,我空军起飞20架伊-152、13架伊-16-10、、7架霍克Ⅲ战机以及28、29队的11架“斗士”升空拦截。双方在空中展开激战,混战中第28队队长、著名抗战空军华侨英雄、同时也是二战美国第一位王牌飞行员的陈瑞钿率先击伤一架日机,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结果了对手时,一股猛烈的弹流击中了他的座机,幸亏前一天晚上新安装在座椅后面的防弹钢板救了他一命。这时3架96式舰战已经包围了过来,它们轮番攻击,陈瑞钿的“斗士”很快便身中数弹,负了重伤。

他知道,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下意识地,陈瑞钿摸了摸口袋里爱妻和儿子的照片后,然后怒目圆瞪,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撞向了一架准备俯冲下来开火的日机。结果日机几乎被撞成了碎片,而 “斗士”战机也失去了右机翼。陈瑞钿挣扎着从座舱中跳了出来,最后伞降在汉口东黄岗县境内,正当他坐在地上包扎自己被撞破的脑袋时,当地的老百姓看到他那略带混血的面容,竟然以为他是日本飞行员,抄着棍棒就围了上来,陈瑞钿急忙拿出证件,并且大声说明身份,这才幸而没被打死。

1938年1月徐州会战爆发,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一部在中原与日陆航部队日夜苦战,第五大队17队奉命前往支援。5月20日,17队队长岑泽鎏率本部8架伊—152战机和四大队22队2架伊—152战机,每机加挂8千克炸弹前往河南仪封、兰封一带袭击日军,掩护由徐州撤退的我军。当我军抵达目标时,突遭日机21架川崎95双翼战机和3架中岛97单战袭击。日军陆航在徐州会战中首次投入中岛97单战,这款战机的综合飞行性能虽然比海航的96舰战略逊,但其格斗性能却比后者更为出色。

由于敌我实力悬殊,我军被击落6机,另有2机迫降,2架重伤,牺牲飞行员6名,几乎全军覆没,就连一贯严谨不带感情色彩的战史也不得不感慨“此役甚为惨烈”。岑泽鎏多次营救友机,后发动机被击伤,勉强支撑以超低空飞返回驻马店,后查飞机中弹百余发。胡佐龙、邓政熙迫降敌阵后,脱去飞行衣帽,后化妆脱离。飞行员朱均球牺牲最为壮烈,他的战机被击中后,双腿重伤,跳伞后不幸落入敌阵被俘,后被日人掠往哈尔滨,朱均球宁死不屈,竟在监狱撞墙自杀。

1938年10月1日,空军航委会根据战况对各大队编制进行调整,第五大队28队改隶第三大队,第九大队解散后其下属26、27队转入第五大队,此时第五大队下属第17、26、27、29四个中队,大队长黄泮扬,副大队长兼26队队长王汉勋。1938年12月,黄泮扬率第17、27、29队抵达兰州西古城基地训练,此时的第五大队主力为原广东空军旧部,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飞行员为旅美华侨,平时为方便交流,主要使用英语。例如17队10多人中,只有包括徐华江在内的3人是非粤籍出身。1939年1月,第26、27、29队转场成都,仅留17队驻守拱星墩机场,担任警戒。

兰州此时是中国空军最主要的训练和修整基地,日军对此极为重视,从1939年2月起,多次对其进行轰炸。2月20日,日军第98、60、12战队共计29架97重爆和意大利制伊式重爆侵入兰州上空,我第五大队17队9架伊—152配合苏联志愿队和15队战机升空作战。此役,日军共损失9架战机,其中17队击落3.5架,队长岑泽鎏、副队长马国廉、队员郭耀南各独立击落一架日机。同月23日,日军多批次轰炸机再次来袭,中国空军均予以坚决反击。中午时分,17队起飞10架伊—152配合苏联志愿队、15队以及驱逐机教导总队作战。

17队采用了他们新研究出的“编队攻击”战术,每3架战机同时咬住1架日机的尾巴,让其无法集中机群的火力射击单个目标,以此降低敌人的防御力,提高我方每次攻击的准确性,这一来使得空战逐渐变为了对日轰炸机一边倒的围攻。97重爆速度快、转弯灵活,投下炸弹就可以马上跑路。但伊式重爆就惨了,这款战机是日本购买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的BR.20轰炸机,该机速度慢,油箱体积大,又不防弹,其生存能力还不如号称“飞行打火机”的日军海航的96陆攻和97重爆,很快便被击落3架,其中17队徐华江独立击落1架。

整个23日,我军共击落日机18架,且自身毫无损失。但日机还是投弹摧毁了兰州城中始建于唐代的著名佛寺—普昭寺,寺中所藏6358卷唐、明两代的《大藏经》全部被毁。

在兰州系列防空战中,17队共有9名飞行员击落日机,分别获颁星序奖章。日军损失惨重,不得已暂停了对兰州的大规模轰炸。

1939年12月,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泮扬,副大队长王汉勋率26、27、29三个中队的14架伊—152,6架伊—16战机从成都转场广西,参加桂南会战。26中队6架伊—16战机经重庆后,留任警戒,实际参战14架伊—152。12月31日,陆军顺利夺回昆仑关。

1940年1月1日,五大队29中队队长马国廉率6架伊—152战机在零陵上空击落日海航13航空队一架编号“神风105”的97司侦。97司侦全名三菱97式司令部侦察机,司令部侦察机是日本特有的航空用语,指用于战略侦察的飞机。该机功率高达750马力,航速每小时510公里,升限11900米,航程2400公里。97司侦的性能超过中国战机很多,极难被击落,经常被用于执行大陆纵深侦察任务,日军在华也仅有5架该机,堪称国宝级飞机。

从1939年起,日军便开始大规模对重庆、成都等西南重镇进行狂轰乱炸。1939年1月,第五大队大队部及26、27、29队奉调成都,5月,第17队也从兰州调回成都。五大队在此期间多次配合第三、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队对日轰炸机进行拦截作战。6月22日,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27架96陆攻袭击成都,五大队起飞27架战机拦截,新宝app下注开始了成都上空的首次大空战。17队队长岑泽鎏和队员叶思强各击伤一架日机,自身被击伤5架战机。

1939年7月31日,第17队奉命前往昆明接收12架法制D.510c战机。该机是国民政府于1937年底从法国购入,此前为第41国际中队使用,后转交空军军官学校作为驱逐组的战斗教练机使用,是一款二手的旧机型。当时日军的大批次、高强度轰炸,让中国空军的抵抗极为吃力。法制D.510c战机虽是一款旧机型,但其机头上配备有一门20毫米机炮,威力巨大,航委会让此前屡立战功的17队接收该机,正是想让其发挥该机拦截日轰炸机的最大作用。

由于D.510c战机飞行性能低劣,战绩极差,空军中很多人都对该机没有好印象,纷纷劝17队的队员不要接收这种落伍的机型。岑泽鎏队长听到这些传言后,召集全体队员说道:“我们是奉命专程来接收这种飞机的,既来之则安之,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这种风风雨雨,一切事在人为,他们与我们的任务不同,观点自然各异,他们又怎能替我们决定事情的好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再说我们国家穷,工业又落后,自己不能生产理想的飞机,性能好的飞机,外国又不肯卖,那还有什么飞机可挑呢?”17队接机后便赴重庆担任防空作战,10月再次移防成都接替川西地区空防任务。

1939年11月4日,日海航出动72架96陆攻轰炸成都,五大队机群全部起飞分头迎战。17中队队长岑泽鎏率领7架D.510c战机和27中队队长谢荃和率领的7架伊—152战机在温江至新繁间进行拦截。D.510c战机上的20毫米Hs—9机炮虽然威力巨大,但是经常卡壳,特别是在俯冲攻击时,由于Hs—404弹鼓供弹弹簧压力不足,经常无法正常推弹。

故此次岑泽鎏采用降低高度,正面迎击的方式攻击日机,以发挥20毫米机炮的强大火力。他准确的击中一架日机,20毫米炮弹撕裂了日机的右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接着又击中了油箱,很快这架日机就坠落了,(这是D.510c战机在华的唯一一个战果)但岑泽鎏的战机也被击落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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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29中队队长马国廉正率领的9架伊—152和五大队副队长王汉勋率领的26中队6架伊—16—10也在迎战日机。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紧咬敌带队长机不放,由于伊—152只有4挺7.62毫米机枪,威力较小,邓从凯驾机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的交界处才将敌机击落,但他的座机也受重伤,在迫降时不幸撞树牺牲。

26队队员段文郁腿部被中弹两发,但其忍痛追击敌机,击落其于中江县内,但段文郁终因失血过多,英勇殉国。事后查明邓从凯在简阳击落的96陆攻正是号称“轰炸之王”的日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他也是抗战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航军衔、军职最高者,死后追晋海军少将。邓从凯原系广东空军飞行员,出身“杂牌部队”,常被排挤,此战之前已取得4.7架战绩。

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国空军第三、四大队被日零战击落13架,迫降损失14架战机,让国民政府大为震惊。这也使航委会意识到现有战机性能已大大落后于日机,为更好的开展对日作战,第五大队奉命于当年11月前往新疆哈密接收苏制伊—153战机,另有26中队接收伊—16—10战机。1941年1月,首批接机人员跟随新任大队长黄新瑞返蓉,但在从哈密飞往兰州的途中,由于迷航及机械故障,导致3机损毁,3人牺牲,这其中就有前国足主力队员陈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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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4日,日军在获悉我空军换装伊—153战机后,派第12航空队12架零式舰战11型,从宜昌飞往成都寻战。第四大队在此前的璧山空战中已被零战打的七零八落,此时的第五大队亦然成为了空军复仇的绝对主力。空军总部得报后,派第三、五大队共31架伊—153战机迎敌。其中第一编队为第三大队28中队队长周灵虚率11机在6500米高空,第二编队为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岑泽鎏率11机在7000米高空,第三编队为第五大队队长黄新瑞率9机在7500米高空,各机利用太阳方位,重层配备于邛崃东北与新津西北之间空域警戒待命。

日机此时飞至双流太平寺机场进行袭击,由于采用了欺骗战术,特意布置了5机在高空作掩护,导致地面指挥所以为日机只有7架,急电令黄新瑞回双流攻击敌机。由于氧气和机械故障,第三编队中的9机,只有5机前往双流迎战。混战中黄新瑞战机的发动机中弹,迫降时头部撞向仪表板重度脑震荡,送医后不治辞世。

第二编队泽鎏也率队向双流飞去,在双流附近接敌,被在高层警戒的日机俯冲下来射击,不幸中弹身亡,人机同殉于双流机场旁。第一编队第三大队28中队队长周灵虚接报后从邛崃赶往成都方向,由于之前未规定好空中联络代号,导致未能及时集结行动,其中3机未能跟上大队,错过了战斗,其余几机也是分散前往。周灵虚被日机自后而上击中,半滚坠落在双流撞地,不幸殉国。“新飞机竟被打成这样…”目睹此景况的空军人员不禁都潸然泪下。

此战我方8人阵亡,包括第五大队正、副大队长,第三大队28中队队长,等一批王牌飞行员。空中直接损失8机,迫降损失19机,另有3机被误伤,几乎全军覆没。日机则全部返航,只有4架轻伤。

3.14空战,影响深远,此战之后中国空军面对零战,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避战。很多书籍和网络媒体对这次空战描述均是我军31架战机占据高度优势,一拥而上攻击日机,却反被日机利用性能优势击败。而实际情况是,我军三个编队均未同时抵达战场,每波投入战机最多8架,最少只有3架,同时还有多机在集结和飞往战场的途中因为各种故障而未能参战。而伊—153只是伊—152的深度改进型,仍为双翼战机,性能和零战已存在代差。

黄新瑞是抗战中有名的归国华侨飞行员,出生洛杉矶,原系广东空军一员虎将。他在37年8月到38年4月,不到8个月中击落7架日机,获得六星星序奖章,是一名不折不扣王牌飞行员。但在38年4月的广州空战中,左手严重受伤,左手小指被截去,后送香港治疗,直到40年底才恢复。这次空战,他才刚恢复不到半年,第一仗就是“跨代”挑战日机,对这样一位英雄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1941年3月,第三大队前往缅甸接收P—40B战机(该机后归飞虎队使用),将所有伊—153移交第五大队,航委会也着力补充,力图恢复五大队元气。

1941年3月21日,吕天龙从第三大队调任第五大队大队长一职。吕天龙出生印尼,也是一名华侨,毕业于广西航校第一期,后赴日本陆军明野飞行学校深造,是第三大队的一员“打手”级悍将。他的战斗经验和管理经验都很丰富,很快便让第五大队全体官兵重新振作了起来,然而此后发生的一件意外却将第五大队打入了无尽的深渊。

1941年5月25日,情报显示日机来袭,由于吕天龙胃病复发,请假后由第29中队队长余平想代理总领队,率领17架伊—153和四大队掉队的一架伊—153飞往陕西南郑躲避敌机。次日,第3路司令部根据情报命令这18架战机再次起飞躲避,但余平想没有告之队员将去哪里便率领大家起飞了。途中突遇日两架零战偷袭,我军三机被击落,其中就包括余平想,剩下各机群龙无首,由于燃油即将耗尽,只得就近在甘肃天水机场降落。

结果刚一降落,日军9架零战便出现在机场上空,由于我机油尽,无法起飞迎战,所有15架战机均被击毁,幸得无人员伤亡。空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张廷孟赶到现场一看,不禁暴跳如雷,所有飞行员依次接受隔离审查。直到第二天,才由成都派出一辆卡车,将这些已经一无所有的飞行员载回基地。但没想到日军竟派飞机在重庆上空投下大量天水攻击时的现场照片和战报,肆意侮辱我军。航委会被此举激怒,将吕天龙以“未亲自领队”打入监狱,29中队队长余平想以“未交代任务”一同入狱,另有多人被撤职处分。

吕天龙是天水之战中最无辜的受牵连者,他直到1944年3月才被复职,分配去了印度当飞行教员。正因为这些受排挤的经历,导致1949年8月,他不顾老上级李宗仁、白崇禧的电召,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起义。

7月1日,航委会下令:第五大队自年初接收伊—153新机以来,共计毁机32架,损伤12架,为惩前毖后,自即日起取消部队番号,改称“无名大队”。第五大队全体队员被配发白色方形布条一块,上面印有一个红色的“耻”字,规定缝于军服左胸,以示惩戒。

五大队瞬间陷入了无尽的屈辱和悲愤中,它被划入到了战力最差的部队行列,损失飞机迟迟不给补给,油料经常不给上足,很长一段时间,大队只能出动4架战机担任战备执勤。但英勇的五大队队员们不甘沉沦,决意要用新的战功,甚至生命去夺回部队的荣誉。

1941年8月11日,日军20架零战、9架一式陆攻袭击成都。我无名大队仅有的4架伊—153和第四大队1架伊—153起飞迎敌。混战中,我无名大队3机和四大队1机被击落,4人殉国,其中包括五大队29队队员黄荣发。黄的女友杨全芳就读华西大学经济系,听闻噩耗,于16日在无名大队飞行员宿舍用找到的一把手枪自尽殉情。航委会感其英烈,将两人合葬于成都北郊空军烈士墓。

此战也是日军零战的王牌坂井三郎在华的最后一战,战斗中那位唯一幸存的中方飞行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一架老式的双机翼飞机在跑道上磕磕碰碰地起跑要飞起来的样子。一瞬间,五架零式战机已经冲到跑道上空,对着这架双翼老飞机就是一顿猛射。但操纵这架老爷飞机的敌机飞行员技艺非凡,左闪右转,就是打不着。敌机驾驶员飞得极为灵巧,老爷飞机尽管速度很慢,但还是做出了超常规的特技大回转动作,避开了零式战机射过去的所有枪弹。五架零式战机面对毫不气馁的老爷飞机也无计可施,只得无功而返,都呼啸着向上腾起。”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正是无名大队飞行员陈康,坂井三郎做梦也没想到,这位牛人驾驶落后的伊—153,居然能在5架零战的包围下奇迹般的生还。陈康也因此次作战勇敢,被记功一次。

1941年9月1日,无名大队进入新成立的“驱逐总队”督导训练,后第17中队奉调支援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对日宣战,中国空军的艰难处境终于开始得以转变。1943年罗英德调任五大队任大队长,同年7月1日,航委会因五大队战功卓著,恢复了番号。但同时却在7月7日又将第五大队改为军士大队,所有飞行军官全部调出,另以士官学校二期毕业飞行士充任,此时该队拥有42年8月第三大队移交的P—66战机30余架,另有部分苏制战机。同年11月,又将飞行士调出,仍以飞行军官接任。

1943年7月,五大队分批前往印度卡拉奇(今巴基斯坦)接受美式训练,10月被编入中美混合联队,番号不变,下属仍为17、26、27、29,4个中队,中方大队长为向冠生少校,美方大队长为柔斯中校。大队同时开始换装P—40N“小鹰”战机,战力得到极大地提升。

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五大队第17、26、27中队完成整训回国。五大队一部调往汉中,支援地面作战。6月则与第四大队一起参加了衡阳保卫战,但由于油料短缺,进入7月后,几乎所有飞机都无法升空作战,唯一能升空的只有第五大队。衡阳失守后,第五大队频繁出击,开始重点打击日交通枢纽,积极袭击日航空基地。

1944年8月28日,五大队11架P—40N和美国第14航空队13架P—51D战机,从芷江出发,袭击日白螺矾机场,期间与日飞行第22、25、48战队展开激战,击落包括日陆航最新装备的中岛四式“疾风”战机在内的10架敌机,五大队损失1架战机,飞行员徐滚失踪,美军3架下落不明。9月16日,五大队再次出动16架P—40N共计徐佳洲日军机场,与敌12架战机交战,并击落其中5架。21日,又出动15架P—40N袭击新市,与敌10余架战机交火,击落7架。同时五大队还多次掩护B—25轰炸机完成对地攻击。

进入到1945年,中美空军已经取得了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1945年初,第五大队相继换装了P—51B和P—51D战机,在飞机性能上完全碾压日机。五大队的基地在芷江机场,由于此时日军航空兵已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为了压制中国空军,4月10日,日本陆军发动了旨在夺取芷江的湘西会战。我第五大队以及一大队4中队,频繁出击,打击敌重要交通线、仓库、基地,协助我陆军进攻,最终使日军放弃攻占芷江的企图。在36天的湘西会战中,五大队以及一大队4中队,出动战机920余次,击毁敌炮兵阵地37处,军车304辆,击毙敌军6000余名,军马1400余匹。8月14日,五大队沈昌德前往宝庆上空进行气象侦察,完成了中国空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选择了五大队驻防的芷江机场作为洽降地点,洽降会场则是五大队的飞行员俱乐部,这也算是对五大队八年来空中英勇抗战的最好褒奖。8月21日,日陆航一架百式运输机前往芷江机场洽降,飞至常德上空时,五大队6架P—51D战机飞来执行监护和领航任务。但由于过分紧张和恐惧,原本技术娴熟的日机飞行员松原喜八在有领航的情况下,仍驾机向洪江机场飞去。幸得五大队周天明及时阻拦,领先飞行,才算飞到了芷江机场。五大队的这次任务也为中国空军八年来的英勇抗战画上了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空军第五驱逐大队号称“流星群”大队,是抗战空军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支王牌部队。它是第一支投入抗战的空军驱逐机部队,第一个产生为国捐躯的空军烈士,并拥有众多空军英雄人物,它也是最后一个完成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虽然曾遭遇惨败,甚至被取消番号,全员佩戴“耻”字胸章,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名大队”,但这并不能抹去它的光辉战绩,它在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历史上留下的赫赫英名,远远盖过了“无名”带给它的耻辱。

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洽降会场旁建起了一座大理石石柱三拱门结构的受降纪念坊。第五大队这支备受歧视排挤、但却为国奋战不息的“无名大队”同千千万万浴血抗战的将士一道,把自己的英名熔铸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丰碑之中,完成了它从无名大队到名垂青史的传奇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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